本报记者 王敏悦
东汉末年分三国，苏州地区是孙吴政权早期的政治中心。20 世纪后半叶至今，苏州发现的六朝早期墓葬亦不在少数。近年来，一条虎丘路隔开的两处墓葬——黑松林土墩和虎丘路新村土墩，成为三国六朝墓葬研究的热点。
尤其是有“吴天墩”之称的虎丘路新村土墩，因考古现场采集到的南宋墓志“吴天之墩”而得名。2021年至今，学界对这处墓葬的讨论愈加热烈，从1号墓墓主的身份是否为“小霸王”孙策，逐渐延伸为一场围绕着5号墓墓主疑云的激烈论辩。
随着吉林大学教授赵俊杰抛出的一个论断——5号墓墓主很可能与西晋宗室司马晏家族有关，考古圈又一次沸腾了。
“孙吴墓”还是“西晋墓”?
5年前发掘完毕的虎丘路新村土墩，近年来刊出了若干考古发掘简报。其中3座高等级的砖室墓——1号墓、2号墓及5号墓，保留有较为完整的考古信息，为探讨墓主身份提供了可能。也正因如此，过去3年间，不断有专家学者从千百年前的遗留信息中抽丝剥茧，为这3座砖室墓的墓主论争不断。
据发掘简报，1号墓为主墓，2号墓为其陪葬墓，5号墓附葬于前两座墓的封土之内。3座墓中，1号墓的时代最早，体量最大，结构最为复杂;2号墓与1号墓时代相同，但整体规格更小;5号墓虽遭毁墓，但出土了一批有“吴侯”“建兴二年”等字样的铭文砖。
过去3年的论争中，多数专家对1号墓与2号墓的断代无异议，倾向于认同两座墓葬系三国孙吴时期的宗室墓。论争的焦点，在5号墓的断代及其墓主的身份。唯有拨云，方可见日——倘若5号墓的谜团得解，与之相关联的1号墓与2号墓墓主身份或亦可由此推导。
新近出现的观点，推翻了此前苏州市考古研究所两位专家程义、张铁军“5号墓为孙吴墓”的判断，将其年代改判为西晋。
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朱超龙由5号墓出土的器物切入，指出其中的两件青瓷钵皆直口微弧、近底部内收、钵底内凹，属于西晋时期较为典型的器型。此外，5号墓出土有一块残损的铭文砖，根据残存的字形，或可推断为“朔四日庚午富”。这显然是一个日期。以“四日庚午”倒推，可知月份为“丁卯朔”。与另一块“建兴二年”的铭文砖相对照，朱超龙得出结论，虽然三国与西晋皆有“建兴二年”的年号，但唯有西晋愍帝建兴二年(公元314年)才有闰十月为“丁卯朔”，因此5号墓的年代或为西晋。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历史考古系主任赵俊杰在今年10月举办的第四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亦提出，5号墓的形制与洛阳地区西晋晚期墓葬更为相似，或系一处西晋宗室墓，与1号墓、2号墓并无家族关联，其墓主可能与出镇江东、曾受封吴王的西晋司马晏家族密切相关。
司马氏将自己的墓地与孙吴宗室墓选在一处，这有可能吗?对此，赵俊杰推测，这或许反映了西晋委任的地方管理者希冀在孙吴故地树立正朔、压制江左旧势力的政治意图。而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所长程义却认为，这一观点颇难站得住脚，因据《晋书》所载，司马晏与长子同在洛阳的一场战乱中死去，同时被杀的有三万余人，“司马晏系晋愍帝司马邺之父，愍帝即位后追赠他为太保，而‘吴侯’这一爵位的归属似乎没有落到司马晏的其他几个儿子头上，这显然与5号墓‘吴侯’铭文砖所提供的信息对不起来，无法确定墓主。另外，死于洛阳、归葬苏州这一举动，在当时大敌压境的态势下，可能性很小。”
苏州文博圈的两大猜想
疑云笼罩下，关于虎丘路新村土墩5号墓的论争逐渐出现两个大的分支，一是“西晋说”，一是“三国孙吴说”。
回溯这场论争的源头，它首先出现在苏州文博圈内部，继而“破圈”、逐渐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
2021年底，参与发掘工作的苏州市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张铁军，在由中国考古学会、南京大学主办的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新发现交流报告会上，首次披露自己关于虎丘路新村土墩墓墓主身份的判断——虎丘路新村土墩或是一处三国孙吴时期宗室家族墓地，1号墓与2号墓的时代为孙吴早期，5号墓的时代为孙吴中期，从墓葬规格、年代以及位置来看，1号墓墓主与5号墓墓主应系父子关系。
结合史料，他进一步判断，5号墓的主人可能是孙绍，1号墓的主人则是其父孙策。据《三国志》记载，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共出现过6位“吴侯”，分别是孙策、孙权、孙绍、孙英、孙基、孙壹。张铁军认为，5号墓的“吴侯”应为其中之一。其中，孙策、孙权被排除，孙壹叛逃入魏，孙基被流放至会稽乌伤县，因此，5号墓的墓主应为孙绍、孙英两者之一。
在“建兴二年”铭文砖的指向性上，张铁军倾向于此为三国孙吴时期废帝孙亮的年号，即公元253年。这也与孙绍的死亡时间相吻合。另外，5号墓曾遭毁墓，则与孙绍之子孙奉因讹传谋逆为孙皓诛杀、孙绍或遭株连对得上号。
这一观点发布后不久，2022年4月，在南京师范大学的一场讲座中，程义反驳道，孙绍虽曾为“吴侯”，但其后又改封上虞侯，因此孙绍墓中断然不可能出现“吴侯”字样的铭文砖。他虽支持“三国孙吴说”，却认为5号墓的墓主应为孙英。
5号墓出土的若干“凤”字残砖是支持程义论断的关键佐证。他推测此残砖完整字样或为“五凤……”。“如果这个推测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把5号墓的修筑年代定在建兴二年(公元253年)与五凤年间(公元254至256年)。建兴二年烧造的砖，用于五凤年间的建筑中合情合理。”程义认为，这个时间点恰与孙英自杀的五凤元年(公元254年)相吻合，并且，孙英不属当时执政者孙亮一支，加之又被权臣迫杀，所以不入葬都城建业、葬于吴郡亦在情理之中。
出土残砖的“未竟之意”
12月初，在苏州举办的三国墓葬考古发现与研究学术研讨会暨六朝考古学术工作坊第五期活动中，对虎丘路新村土墩5号墓发表过重要论断的专家学者尽皆到场。“西晋说”与“三国孙吴说”的支持者各执一词，当堂论辩。
对于朱超龙将5号墓出土的残损纪日铭文砖补全为“朔四日庚午富”，程义提出了另一种可能，即相关文字更接近于“朔廿日庚子”，若日期为此，则月份为“朔丁巳”，查阅中国历史纪年的重要文史工具书《二十史朔闰表》可知，嘉平六年(公元254年)七月“朔丁巳”，这个时间点与孙吴建兴二年(公元253年)极为接近。
“凤”字残砖亦成为程义驳斥“西晋说”的重要佐证。他指出，在虎丘黑松林土墩出土有带“五凤”“凤凰”字样的墓砖，所以虎丘路新村土墩5号墓出土的“凤”字残砖系“凤凰”“五凤”砖的可能性极大。若果真如此，该墓葬涉及与“凤”相关的年号，该批砖石又出现在西晋建兴二年所筑墓室，真有这样的巧合吗?
该场研讨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志高曾主持发掘过南京上坊孙吴大墓，是该方面的专家。他大体赞同虎丘路新村土墩墓确系一处孙吴宗室墓，但5号墓的年代，观其形制、结构，却有可能是西晋。“也就是说，这处墓地始终是他们家族的，尽管王朝更迭，但家族墓地还在，墓主亡于西晋，并于当时葬于5号墓。我认为不太可能是赵俊杰老师所认为的那样，西晋司马氏葬到孙吴王侯的宗室墓里来。”
由于目前尚未出现能够表明虎丘路新村土墩墓墓主身份的关键性证据，该问题无法在现阶段盖棺定论。“相信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这都是三国六朝墓葬研究的一个热点和难题。”王志高说，“考古是实证科学，大家的共同探索，争论激辩，将有助于我们越来越接近历史真相，丰富三国六朝墓葬的考古成果。”
令人欣喜的是，《虎丘吴天墩》考古发掘报告将于明年正式出版，为学界提供更为翔实的研究资料。该书亦是苏州地域文明探源工程系列丛书的重要一册，以丰富的考古资料钩沉苏州在三国孙吴时期的历史面貌。虎丘路新村土墩1号墓及5号墓未来也将在苏州考古博物馆作展陈。
关于这处墓葬的重重谜团，也将指引着更多考古研究者及爱好者走向历史的更深处。
